据东北新闻网9月18日报道，因涉嫌从事对华间谍情报活动被大连市国家安全局审查的日籍人员樋口健，将于2017年9月18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86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国土大片沦陷，中国人民十几年都活在战火中，铁蹄下。86年后的今天，日本籍商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告诉我们，除了不忘国耻，吾辈自强，还要时刻警惕日本对中国的情报窃取窥探。说到情报，正值“九一八”国耻纪念日的今天，让我们想到了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的情报搜集，细致全面，尤其是在测绘方面。侵华日军对在中国的测绘考察却十分重视，也在战争中给中国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决定作战胜负的细节，有些卫星都无法提供
早在甲午战争前，便有山崎羔三郎等大量悄然进入中国，在我国各地进行不可告人的“考察”行动。其活动范围甚至可以达到武汉、长沙这样的内地。结果，在甲午战争中几乎每支部队都携带着精确的中国地图，对其作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北洋水师最重要的威海卫基地，其外围布防如同一头面对大海的猛虎，十四座大小炮台星罗棋布，设防十分严密。但日本大特务宗方小太郎等在战前曾通过各种方法对威海地区进行了详细考察，终于发现了清军布防的弱点——各炮台的陆路后防薄弱，大炮不能回转。直到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开始前，宗方还在威海附近的荣成湾设法勘探水底情况，了解潮汐涨落规律，寻找适合的登陆场。正是依靠这些精确的情报，开战后日军没有从正面进攻威海卫，而是选择从其侧面陆军防御薄弱处登陆，通过陆路迂回进攻，从背后撕开了威海的防御体系。结果，腹背受敌的北洋水师仅仅半个月便全军覆没。而日军登陆的地点，正是宗方小太郎选定的荣成湾！应该说，日方特工的考察勘测为日军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登陆点是泥滩还是沙底，这样对于作战胜负至关重要的细节，哪怕是卫星也无法提供。
同样的故事不断重演，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日军也已经完成了对东北地区大部分我国驻军地区的军事测绘和考察。在事变之前，为了保障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日军采用了另一种考察方式——参谋旅行。参谋旅行，顾名思义是部队中的参谋人员通过游历的方式对参谋业务进行实习，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它却具有另一层含义。这种所谓的参谋旅行，实际上是一种使日军军事主官熟悉未来战场的临战操演，他们考察了各地东北军驻军的兵营、仓库、兵工厂，对周边的地形地貌，河流走向等进行实地勘测，以便需要在当地作战时心中有数。自 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日本关东军先后搞了三次“参谋旅行”。分别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畑俊六率领，到我国东北北部、辽西进行军事侦察，制定军事行动计划，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前奏。第一次是1929年7月进行的“北满参谋旅行”，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线路由旅顺出发，经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满洲里，洮南，最后返回旅顺。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研究”的研究课题。第二次是1929年10月进行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仍由板垣、石原二人率队。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是1931年7月进行的第二次“北满参谋旅行”，研究课题表面为《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实际是为了对黑龙江等地地形进行实地军事测绘，并帮助因人事调动而新来的一批关东军幕僚迅速了解“北满”情况。就在这一系列“参谋旅行”中，这些后来侵华战争的急先锋充分观察到了东北军部队胆怯畏战，各军事设施疏于防范的真实情况。被称为“关东军大脑”的石原莞尔在考察途中写出了著名的《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这个计划后来成为“九一八”事变和日军攻占我国东北的指导性纲领。
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勘测地形标图作业
看似人畜无害的考察
在日军侵华的过程中，几乎随处可见进行测绘的日方人员的身影。他们的手段五花八门。
宗方小太郎等对山东的测绘采取了收买的方式，他们故意以稍高于市价的价格向当地人购买一些根本用不着的货物，结果这些没有国家意识的渔民、商人轻易成为日本谍报人员的帮凶。
有时，这种考察显得人畜无害。例如日本方面在上海开办的“同文书院”，每年学生毕业前都会获得一封介绍信和少量津贴，随即被派往中国各地进行“实习游历”，地区覆盖我国东北西北南方各省，甚至可以到达新疆、青海这样的边疆。他们被要求与当地官方和民间进行广泛交流，收集当地军政和经济情况，并写出相应的论文。直到今天，根据这些毕业生编写的《粤射陇游》等论文集仍是研究那个时代中国情况的重要参考书。然而，他们收集的资料，著述的论文，也成为日本侵华后来的情报储备。例如，由这些实习生提供的长江水文变化表，便是日本海军在长江作战时军舰活动范围的重要参考文献。
日方的这种考察有时甚至会出动具有相当身份的社会名流实施。例如，1937年初，日本著名学者神田正雄到广西访问。神田一行从广东进入广西，拜访李宗仁将军之后，却画出一条路线，要求从桂北返回，沿途进行“游历考察”，而这条线路，与抗日战争中日军进攻广西的路线几乎完全重合。这不可能是巧合。
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之下，日方的考察测绘收获巨大。他们最大的成就便是为日军制作了中国各个地区的详细兵要地志。
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左）退役骑兵曹长景杉延太郎
在这样的准备之下，抗日战争打响后，日军在所谓的“异国作战”中，对于战场环境毫不陌生，甚至有时比我国军队还要熟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战前不重视测绘考察，抗战中国民党正规军部队使用的地图，竟然来自于日军。这在战争中造成很多啼笑皆非的后果。比如万家岭会战中，日军由于地图不准，在布防时原来计划设成环形的防御阵地实战中成了一条不规则的一字长蛇阵。这本来是对其各个击破的好时机，但中国军队并没有抓到，而是在每个点上与日军缠斗在一起，把一场歼灭战打成了消耗战。在自己国家作战，却要依靠敌国的地图资料，对中国军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耻辱。
同时，抗日阵营中也不乏对日军这种测绘考察富有警惕的有识之士。冯玉祥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醒国人小心日方的谍报人员，并举出日军利用在中国城市中布设带有暗语的仁丹广告来标示街道信息的例子；在前面提到的神田正雄访问广西之行中，李宗仁将军坚决拒绝了神田一行从北方考察桂北的要求，派出副官陈超琼（中共地下党员）将其原路送返，避免了军事秘密的泄漏；1931年8月，窜入辽西进行非法测绘的日本军官中村震太郎大尉被驻军团长关玉衡捕获后就地处决。可以说，测绘和反测绘，谍报与反谍报，是抗日战线一条特殊的战线。
